博物馆教育职能的日渐强化，带动了博物馆教育活动的研究与开发。笔者在实地走访调研中发现：导赏——作为实现艺术博物馆教育职能的重要教育活动，目前虽已有不少有益探索，且无论是深文奥义，还是深入浅出，其内容多停留在作品资料层面的宣讲，其形式多停留在一厢情愿的单向输出上，而真正适合且满足受教育者需要的内容却微乎其微。
博物馆的导览工作，是实现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所在展品陈列与观众之间的无以替代的桥梁作用，使之作为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工作，担负着博物馆教育功能具体化的任务，即在基于实物的直观化教育中，以语言为载体，向观众进行精神文明教育；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引发人们艺术欣赏的兴趣，进行文物、艺术作品审美引导教育，使展览具有更强的思想性、知识性、欣赏性和吸引力。导览工作与笔者的学习思考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一，报考研究生之初，笔者的学习目的在于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搭建一个服务更多观众的线上直播导览平台，而在其后的研学中笔者认识到，这个平台其实在某种形式上已经存在，而今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优化、提升其实用性和影响力；
其二，在研一的暑假，笔者有幸参与了福建省博物院社会教育部的实习工作，期间恰逢易英老师带领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一众硕博士生来馆参观，由于当时的导览员对展品背景知识的欠缺和对讲解内容的生记硬背，使得当老师问及馆内青铜器来源之时，导览员的搪塞、闪避之态，给笔者留下了持久的负面烙印和刺激；
其三，笔者还观察到导览与儿童受众之间的一些相关“事件”，其中不乏大型博物馆、美术馆“馆校合作”和“小小导览员”等活动存在着诸多问题和弊端，举个例子，如在某展馆，导览员没有在意展台高度高于孩子头顶，却在孩子全程看不到展品的情况下完成了导览工作。
凡此种种，这些现象不免引人深思，笔者将之归结为 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现今导览技术、手段的不断丰富，在为导览活动提供诸多便 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例如，如何选择和适应不同人群需求的导览形 式，如何有效利用导览器帮助受众更好地接受博物馆教育等等；二是目前程度不 同地普遍存在着导览员了无展品知识储备，背稿导览，且内容、形式与受众缺乏 互动要素和机制预设等问题；三是作为前因的后果，当今所提倡的差异性导览， 则自然流于形式，既无法真正满足受众的个性凡此种种，这些现象不免引人深思，笔者将之归结为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现今导览技术、手段的不断丰富，在为导览活动提供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例如，如何选择和适应不同人群需求的导览形式，如何有效利用导览器帮助受众更好地接受博物馆教育等等；二是目前程度不同地普遍存在着导览员了无展品知识储备，背稿导览，且内容、形式与受众缺乏互动要素和机制预设等问题；三是作为前因的后果，当今所提倡的差异性导览，则自然流于形式，既无法真正满足受众的个性化与多样性需求，也带来不能有效地实现特征表现等问题。以上在学习、生活以及实习中发现的问题和现象，迫使笔者通过理论学习、查阅相关研究文献，来思考和寻找应对问题的方法。引导式教学是惯常使用于学校教育的一种教学模式，强调在以学生为主体地位的基础上，教师通过项目设计和条件创造，来引导、启发学生获取新知。无论作为知识迁移的反映，还是学科互涉时代的共振，当今博物馆张扬的“观众中心论”，则同样强调的是观众的主体性地位，同时，以英国为典型的当代国际博物馆界，也都在通过积极促进观众由被动的受教者向主动学习者的身份转换，来实现自身功能的进一步转换，其最突出的指标之一，就是加强和扬升博物馆对社会大众的教育引导和启发作用。虽然作为社会教育的博物馆教育的功能、任务与学校教育有所不同，但二者在社会历史的价值取向上，立场、观点不谋而合，这让笔者在其重合面与共同点上，产生了将引导式教学融入艺术博物馆教育的想法，而落脚点，就落在了作为博物馆基础教育活动的、迫切需要改进的导览工作之上。现当下，艺术博物馆导览可笼统分为讲解、导览和导赏三个大类。在形式上，又可以区分为线上、线下两个部分，其中线上包含有无线语音导览、二维码导览、VR导览和名家名人乃至流量明星的线上解说等等；线下涵盖有馆方公益导览、馆方团体付费导览和社会机构付费导览等等。但就内容来看，却乏善可陈，其无非是将艺术作品、作者的信息，以受众的接受范围为尺度进行编码、陈述，个中相对用心的导览员，也可能会将自己习得的相关知识补充给受众。但在这样的过程机制中，受众自动自发的学习能力被极大的忽视，且他们所得到的，由于经常是与自己特定的学习背景和诉求距离较远的东西，从而这种“被灌输”的结果是，受众感到艺术与自己的生活很远，反而更加深了对艺术敬而远之的隔膜感。由此可见，形式是把导览内容表现出来的方式，而内容才是导览的基础，是构成导览的要素之和。
导览中的这类问题和现象由来已久，并不鲜见。早在1987年，视觉艺术教育学者菲利普·耶那文尼（PhilipYenawine）就发现：博物馆教育者自认为有意义的知识，却并非是受众所需的。常有的尴尬是：博物馆导览者吸引了受众，也收获了称赞和感谢，但受众却没有记住导览者所说的东西，甚至留下的是一些误解。可以说，几十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博物馆教育者，一些学者，如心理学家阿比盖尔·哈森（AbigailHousen）也与耶那文尼一样，力图通过视觉思维策略（VisualThinkingStrategies）和相应的课程实验来解决此类问题。那么，通过思维培养来引导受众艺术鉴赏的研究究竟走到了哪一步，博物馆导览中的尴尬局面是否得以纾解，特别是，这种通过培养思维能力发展，引导受众在欣赏作品时进入独立思考、主动学习，并最终促使知识内化而达成有意义学习的引导式教学，在博物馆导览教育中如何具体运用，以及引入艺术博物馆教育中是否发生“水土不服”，或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地引发博物馆导览模式的全新发展等等，这些一体多面的问题，都激发了笔者对本题的研究兴趣和动力。
“导赏”的概念界定
目前在我国，博物馆的导览工作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因此，对于这一部分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知网对篇名为“博物馆讲解”、“博物馆导览”和“博物馆导赏”的三者搜索结果进行可视化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博物馆讲解”下，主题主要分布在讲解工作这一实务当中，包含有：讲解工作、讲解员和讲解词等；“博物馆导览”下，主题主要分布在与智能科技相结合的技术探索之中，包含有：导览系统、智能导览和移动导览系统等；“博物馆导赏”下，最早一篇文章出现于2019年，主题多于时下新兴的概念相结合，包含有：网络直播、策展人等。
首先，在对于“讲解”的定义中，学界普遍将之视为是实现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的重要手段和途径。陈梅在其《人工讲解在南京地区博物馆展览中应用现状的调查与分析》一文中，从引导者的身份，补充说明展览内容，适应不同层次观众理解和收集展览反馈等四个方面来解读讲解工作。
其次，对于“导览”的定义，虽大多聚焦于技术探索，却也不全然如此，例如，在郑奕《博物馆教育活动研究》一文中，将导览员描述为与观众最直接的接触者，他们是博物馆教育实施的尖兵，观众通过与他们的沟通交流，不仅可以获取大量信息，而且通过讲解还能更好地理解陈列展示意图；而在王俞东《科技馆讲解新模式研究》3中，导览则成为讲解的一种类型，他将这种讲解模式表述为以参观者的参观路线为依据，讲解员对观众的参观活动进行适当的引导，且在导览式讲解时，并不要求讲解工作的面面俱到，重要的是对参观者进行引导；在聚焦技术方面，汤兆红进而在《关于博物馆人工讲解与现代化导览系统的各自优劣及其有机结合》中，自然地又将“人工”与“讲解”、“导览”与非人工的“机器”“系统”分别配对。至于对于“导赏”的定义，从蒋彬、代雪晶的《网络直播开启博物馆导赏新时代》和刘茜的《月亮之上——中秋节长沙博物馆举办“霍金与乔治的宇宙”策展人导赏》中，也不难看出近年来“导赏”常用与新兴概念的结合，强调导赏者与参与者之间、参与者与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分享，使传统讲解活动焕发出新的、开放的、良性互动的面貌。此外，对于艺术作品而言，“赏”更适用于对艺术博物馆中的艺术作品进行欣赏、互动和分享，正如《紫禁城》刊物有篇名为《文化共融——导赏手册的文化特色》的文章，通过对澳门艺术博物馆与故宫合作的展览导赏手册的分析，将导赏手册的功能进一步表述为“赏析导引”。
对于以上概念的关系，也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一，“人工讲解”和“语音导览”都属于人工服务，与之相对的非人工导览服务包含有：导览指南、展品图册、文物说明牌与引导性交流沙龙，持该观点的代表为李娉的《传统、现代与未来——免费开放后博物馆导览服务深入发展的思考》；其二，“语音导览”是“人工讲解”的补充，默认导览是非人工用词，讲解为人工用词，持该观点的有叶葳《语音导览：服务中的“角色扮演”》，吴玲《讲解工作中的电脑与人脑》等；其三，“导赏”是港澳对内地“讲解”概念的别称，该观点在叶黎的《香港地区公共博物馆导赏服务工作体系探析》与《紫禁城》的《文化共融——导赏手册的文化特色》中可以得见，但较之讲解者“讲解”的主观单向性色相，则更趋向参与者自主性、能动性色彩的追求。
应该说，讲解、导览、导赏三者概念与关系不简单是修辞上的差异，而是有时空内涵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博物馆尤其是艺术博物馆的导览工作内涵，变得更适合用“导赏”一词来表述。导赏一方面具有明确的讲解目的性，而“赏”的不可替代性，使之同时在另一方面又更尊重观赏者的自动性，以及由此达成个性化的互动、延伸和精神关系的递升。本文所探讨的艺术博物馆导赏，即在艺术博物馆中教育者通过引导式教学使受众根据自身学习背景、运用自有的思维方式来欣赏艺术作品。因此，后文将使用“导赏”一词，使之更加贴合当代艺术博物馆导览工作之实。
现下，博物馆导赏方式之多元，已然可以覆盖大多数群体的观展需求。那么，最传统的人工导赏，将在何方向上寻求更新与突破？这便本研究的意义所在。艺术博物馆导赏活动，是基于实物情境下的一种社会教育活动。理论上，艺术博物馆引导式教学理论的成熟，理应基于多次的实践活动，完善方法论，再介入导赏实践的循环往复之中。博物馆引导式教育模式下的导赏活动，其参与人群本应是没有限定的，理应服务于所有愿意参加艺术博物馆教育活动的所有人群。但与之同时，理论上的普适性与其对特定人群的针对性，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艺术博物馆教育的利好、重要性和必要性，无需赘述。但馆内其他部门，乃至校方管理决策层，尚未能全面了解。想要形成中长期有效合作，就需要与馆内其他部门以及校方管理决策层达成共识。若对方不了解艺术博物馆教育的优势，那么，每次的合作都像是应付“红头文件”和“上级指示”一般，带有“运动化”色彩，当下轰轰烈烈，结束一拍两散。新时代背景之下，艺术博物馆正在不断发展、转变和丰富其社会职能。它不仅是城市的文化名片，城市的会客厅，更是文化艺术乃至社会教育的实验室。
艺术博物馆与公众的黏性关联通过其教育理念和方式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实现。而其导赏活动，作为众多艺术博物馆教育活动、工作坊、课程的前提和基础，若能不断实现其优化，不仅能够助力以导赏活动为基础的全部艺术博物馆教育活动的提升，同时对社会大众，对作为社会未来的青少年的认知主体性和思维想象力的培养建构，具有深远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以此作为基点，或能带动全部博物馆教育活动的优化升级，其积极作用与现实意义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