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博物馆而言，自助式语音导览设备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一一在１９５７年美国爱可声（Ａｃｍｘｓｔｉｇｕｉｄｅ）公司就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代磁带式自助语音导览器并在两年后于美国凤凰城历史博物馆投入使用。它的语音讲解功能作为人工讲解的替代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博物馆参观人数不断增加而专业讲解员数量有限的矛盾。在随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助式语音导览器的介质和功能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而快速变化迭代：最初使用的磁带式语音导览器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广泛采用的高密度光盘随身听设备在本世纪初被以ＭＰ３播放器为载体的数码设备所替代，并随着数码技术的兴盛形成了以掌上电脑、智能手机等智能终端为载体，结合高分辨率液晶显示技术，红外、蓝牙、ＷＬＡＮ、ＲＦＩＤ等无线技术的智能语音导览器，其所能提供的内容和服务也从简单的语音讲解扩展至路线推荐、地图展示、馆内定位、服务指引等方面，但其最基础的文物讲解功能仍然是大部分使用者的基本需求。
相较于传统讲解员带领游客团队进行参观讲解的模式，自助式语音导览不必拘泥于固定的展示路线、规定的讲解时间以及团队规模数目等限制，观众只需要携带自己的智能设备或向博物馆租赁馆内的语音导览器并佩戴上耳机，在想要了解的文物前通过输入数字、扫描二维码等方式即可获得语音导览信息，而部分专用设备只需要观众走到文物附近等待红外或ＲＦＩＤ识别即可自动感应触发语音导览，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操作使用过程对观众正常参观造成的影响。观众可以在博物馆场馆内自行选择路线、展品进行参观，对自己喜欢的展品还可以多次反复回放，极大地提升了观众在获取语音导览时的自由度。同时，自助式语音导览的获取也相对容易，如果说租借导览器还需要租金、押金、身份证等，智能手机的介入则令大部分观众可以近乎“零成本”地获取博物馆的语音导览内容。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拓宽听觉通道，博物馆可以更便捷、高效的将文物信息传递给观众，实现博物馆传播、教育的目的。
我国大陆地区自助式语音导览设备的使用始于１９８８年，该设备的发明商美国爱可声公司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开了合作将这项服务引入了中国。而现如今，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使得以微信、徽博等社交软件以及博物馆手机ＡＰＰ为代表的多媒体网络互动应用进一步拉近了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形成“博物馆（藏品编号、二维码）一一智能终端（手机软件）一一观众”的信息传递链条并在国内博物馆迅速普及。早在２０１１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就推出了我国首个基于手机的博物馆导览应用程序“文博任我行’’浙江省博物馆作为科技部“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文化遗产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与产业化应用示范”的承担单
位与示范地，也借助“惠世天工”展览提供了自助式语音导览系统＠；在２０１２年，南京市博物馆推出了“二维码自助导览”服务？；广东省博物馆于２０１３年成为全国首家开展徽信导览服务的博物馆，观众只需在博物馆门前扫描二维码，添加“广东省博物馆”官方微信，便可获得免费的导览服务？；而中国国家博物馆在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５日推出了“道法自然一一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品展”的微信语音导览和二维码导览，仅２０天微信导览信息查询数量就超过１６．３万，二维码总扫码次数超过４１万次？。这些信息都可以说明观众对新技术的欢迎和接受程度是较高的。
博物馆作为一个有着特定传播目的和独特学习教育方式的文化场所，它的导览系统也有自身的特殊性。而自助式语音导览系统作为博物馆方与观众实现信息沟通的重要桥梁纽带，自其出现便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关于博物馆内的自助式语音导览系统，国内外的研究论文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基于技术层面探索自助式导览系统在技术上和载体上的可实现性设想和具体实践案例，二是探讨了自助式语音导览在内容设置及具体应用过程中对博物馆信息的传播效果和对观众参观行为、知识获取、参观体验上的影响。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自助式语音导览所依托的载体不断更新迭代，许多学者利用涌现的科技产品和新兴技术尝试为自助式语音导览系统提供新的功能，为其传播和教育效果的提升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除了技术应用和功能开发上的探索外，学界对博物馆内自助式语音导览更多则是通过实地观察和观众调查的方式就观众在信息传播和参观体验方面的具体功效进行分析，同时还构建了诸多博物馆实验探讨提升自助式语音导览教育传播效果的方法。对于自助式语音导览系统，国内学者有许多定性的描述，例如大陆地区较早对自助式语音导览展开整体性论述的学者成明认为应用电子导览系统能够解决讲解员少、跨语种交流、影响其他博物馆观众的弊端并能为观众提供更全面客观的服务。我国学者还对诸如徽信等社交软件平台中的自助式语音导览系统进行了讨论，如郑文君，任小飞和北京自然博物馆的赵妍对博物馆内的微信导览进行分析，认为其相对于传统的人工导览和租赁式语音导览器而言在经济性和方便性上具有先天优势，应用群体广泛，还能提供较强的交互性和参与感，但其无法很好覆盖老年和幼儿群体，使用也受到网络条件限制和微信平台限制。台湾学者赖嘉玲则别具一格地将导览器、手机为代表的自助式导览设备视作流动的现代性科技和博物馆物质文化的社会性交织现象，将使用相关设备的人视作“人机组装置”并分析其在使用过程中所需的文化、经济与社会资本，探讨以文字说明和空间性进行知识传播的博物馆在受到具有时间性和个性的自助式语音导览下观众观看速度和知识传播受到的影响。与国外学者类似，对观众使用情况和知识获取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是剖析博物馆内自助式语音导览的教育传播效果的重要途径，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使用情况、观众需求和系统评价。从使用情况上，阮淑祥对８个博物馆中１０个展览的手机端自助式语音导览系统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认为，手机设备由于其使用基础面较广、应用便捷等优势具有核心竞争力，并且从经济角度其能够建构“自给自足的社会事业经营模式”或“获利的商业经营模式”。高盈秋在对首都博物馆、中国科技馆、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三个不同类型的博物馆进行调查后认为租赁式自助式语音导览器在内容设置、操作便捷性、使用成本方面有待改善，而相较于首次浏览的观众，再次前往某博物馆的观众为了获得进一步信息或与第一次游览不同的体验会选择尝试进行租赁。肖昀在对中国航海博物馆语音导览设置的调查过程中发现相较于“人工故事类讲解”和“人工普通讲解”，选择手持按鍵式和多煤体自助语音导览器的观众只占约１２％，甚至低于自行参观的观众，观众对博物馆自助式语音导览器的青睐程度和知晓程度都不高。
而从观众对自助式语音导览的需求和使用反馈上，张茜、杨林安和李百春利用问卷调查研究了湖南省博物馆观众对自助式语音导览的需求，并探讨了观众人口属性、参观特性与对自助式语音导览需求间的关系，发现博物馆观众对导览的需求较高，而女性观众的各要素需求强于男性观众，年轻和单人参观与导览需求呈正向关系，观众不同的人口属性和参观特性对导览服务的需求也存在显著差异。
曾建英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对所有解说媒介进行调查时发现使用自助式语音导览系统的观众较少，虽然其操作性和内容可以满足游客的期待，但由于租借便利性相关的原因，所获得的综合评价相较其他解说媒介并不高。赵洪秀和邹亮以旅顺蛇博物院为例，分析认为目前其导览系统单一、设备落后、内容单调、缺乏互动性，提出应丰富解说媒介、考虑休闲娱乐的需求、增强游客的参与性和系统的个性化。许聪对博物馆内使用的新媒体技术进行了考察，对专用的自助式语音导览机、智能手机ＡＰＰ、微信导览和二维码导览分别进行了分析。她认为目前多媒体技术介入博物馆自助式语音导览“对博物馆的展示和服务方面都发挥了重点的作用”，但“在对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却不太理想”，甚至出现“粗制滥造”的情况，其源于部分博物馆对技术层面不够视，许多导览系统也未充分对博物馆体系进行研究分析而缺乏特色。唐闻欣对南京博物院中自助式语音导览中的博物馆导览器和微信导览方式设置现状进行了分析，认为存在主题不明、衔接不当、口语化过强、对青少年吸引力不强和人流分布不均的问题。
其二是博物馆自助试语音导览的信息传递和教育效果研究。在这一点台湾学者有相对丰富且较为深入的研究。高炯琪将台北县县立莺歌陶瓷博物馆的３０６位观众分为两组，利用问卷调查其在自助式语音导览环境下的差异，结果显示使用自助式语音导览的观众在“情意学习效果”中“了解物品”和“专注观看展示”两个项目上和“知识获得效果”方面均强于未使用的观众。王盟杰以南投县初中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分组使用可移动式自助导览设备和传统人员导览进行博物馆参观后发现前者能够提升学生对于馆内展示内容的理解程度，但在电力持续性和无线网络环境的稳定性上尚需加强。萧乔茹对比研究了掌上电脑ＰＤＡ自助式语音导览器的解说效果，探讨了观众参观博物馆后在知识获取和浏览兴趣方面的差异。针对语音导览本身在内容风格的不同，萧显胜、黄向伟和洪琬谛邀请了台北县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利用测验和拍摄影片的方式观察他们在台北县八里乡十三行博物馆使用不同风格的自助式导览设备时学习效果和行动表现上的差异。
研究发现使用游戏探索式导览系统的学生在学习成效上优于普通语音导览的学生，且学生对这种风格的导览学习方式接受度也较高。台湾学者金凯仪、李可风和王庆生对具有多媒体展示效果的自助式语音导览系统和传统文字资料的学习模式进行对研究，发现使用多媒体导览系统的实验组学生在学习效果和专注力表现上均优于对照组，说明了其在推动博物馆教育学习方面的优势。ＳｕｎＣｈｉｈ－Ｙｕａｎ和Ｓｈｉｈ－Ｊｏｕ评估了个性化在可穿戴式的语音导览中对提高观众学习和认知负荷中的影响，研究认为其可以减轻学生内在和外在的认知负荷并增强其学习记忆能力，建议博物馆教育工作者进行学习风格分类并为观众提供个性化的语音导览选项。
综合来看，目前大陆地区学者对博物馆自助式语音导览的观众使用情况和具体需求有了较为广泛和充分的探讨，也有针对性地对目前导览系统和观众需求间不匹配的情况提出了改善性意见。但相较于台湾地区和国外学者，在自助式语音导览如何具体影响观众注意力分配和观察学习过程方面的探讨较为少见，尚未触及导致观众获得使用满足感或造成使用体验落差在认知和情感等方面的深层次原因，也鲜有博物馆学者利用脑电、眼动等心理学实验方法对博物馆观众的认知和学习行为进行探索。因此，本文将实验室环境下的眼动实验和博物馆内的实地观众调查相结合，对观众在自助式语音导览环境下的认知学习行为与他们的实际需求进行分析，最终基于认知需求提出改善性意见。其应有助于博物馆建设者提升自助式语音导览的学习传播效果，也有助于为博物馆观众提供更好地参观体验。
目前我国主要博物馆大多都已配置了一种及以上的自助式语音导览系统，其形式包括有专用博物馆导览器、针对智能手机平台（Ａｎｄｒｏｉｄ、ＩＯＳ等）研发的博物馆手机应用软件（ＡＰＰ）、微信平台开设的“服务号”和“小程序”、张贴于展品附近含有语音导览内容的二维码、多媒体展示项目中的语音导览信息以及博物馆网站中提供的虚拟漫游语音导览服务等。多种形式、不同载体的语音导览方式满足了观众多祥化的使用需求，也便于当某一系统无法为观众提供服务时作为后备选项确保整体服务的稳定性。
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作为中国大型综合性博物馆中的翘楚，所拥有的展藏品数量众多、门类齐全且多为国之瑰宝，馆方具有高水平的管理能力和齐备的部门设置，对藏品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成果丰硕，在展示陈列和观众教育上也不断创新，不断优化更新展示陈列形式，提供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和社会服务，吸引了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观众前来欣赏博物馆展品，代表了中国博物馆管理、研究、展示教育的最高水平。在中国博物馆协会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度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中，有８所博物馆综合评分超过８０分获得“优秀”的评估结果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就名列其中。
而在自助式语音导览设置方面，两座博物馆都有优异、可靠、形式多祥的语音导览媒介和专业、严谨、覆盖全面的语音播报内容，其管理水平和导览理念也与时俱进，不断推出“博物馆ＡＰＰ”、“智慧导览”等新的导览方式。同时，两座博物馆也具有广泛、多元的自助式语音导览使用群体，具有较为稳定的观众使用基础。因此，本次研究以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为考察对象，观察两座博物馆内以语音导览器、徽信公众号和博物馆ＡＰＰ为代表的自助式语音导览系统设置和观众使用情况。
